隨著中國佛協的成立，漢藏佛教界的關係日見密切，兩地佛學的溝通也益覺其有 迫切的需要。在佛協的成立會議上，代表們討論到如何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就已提 出了漢藏佛典翻譯的問題。但這問題過於專門了，一時難得有具體的結論。會後，我 看到一些有關西藏佛教文獻的稿子，重新引起了注意，因而擬了這個《漢藏佛學溝通 的第一步》題目來再發表些意見，以供當代漢藏佛學家的參攷。 的確，到現在這新時代來，要從「中國的佛學」裏，發揚它積極的，進步的，而又 有助於文化建設的成分，這必須參合漢藏雙方的學說，認識它的全貌，才談得上正 確；又必須有雙方學者的合作，才做得到徹底。我們說漢藏佛學溝通的有其需要，它的 意義就在於此。溝通的第一步，應該是彼此的互相了解。但以往多少年來，漢藏學者 在這方面所做的準備工作就很不夠。有些漢地學人從西藏求學回來的，也曾做過些介 紹說明西藏佛學的報告，或者還編譯了專書，但只有少數能深入。再說西藏的佛學文 獻方面，東西洋的學者一向在關心研究，本來有不少好材料可以採取，而到現在，我 們還沒見著一部用漢文寫成的西藏大藏經的完全目錄（清代也有過西藏藏經目錄的譯 本，但譯語怪僻，不可卒讀，當然是不合用的）。因此，我們要了解藏學而可用的漢 文材料委實太貧乏了。至於在藏地的情形，那就更差。我不很清楚多年去西藏求學的 人怎樣地介紹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佛學，但就我個人見聞所及，似乎藏地學者所藉以了 解漢地佛學的，還離不開工布查的《中土佛法源流》mgon-po skyas-kyi rgya- nag chos hbyung 和土觀的《西藏佛法源流》thu-hu bkwan gyi bod-kyi chos- hbyung 附篇等舊作，而那些作品都是充滿著錯誤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校印了土觀那 篇文章，就曾做過一段導言，指出它的重重錯誤，這里且不多談。至於有關漢地佛學 文獻《大藏經》方面，西藏也只有工布查的著述里做過《至元法寶勘同目錄》的翻 譯。但《至元錄》本身問題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說是流於形式的。只要一看見西藏 經錄里或著述里有那部書的相似名目，便認為西藏也有譯本，其實卻不盡然；好多真 有西藏翻譯的，它反而遺漏了。據我們粗粗地統計，它里面所收一千五百二十餘種書， 誤勘的卻有一百五十多種即是全數的十分之一以上。到了工布查的翻譯，更替它添上 好些錯誤：有處無端地遺漏了（如《心明經》、《種種雜咒經》、《百千印陀羅尼 經》等），有處又隨意勘同而勘錯了（如以《華嚴經修慈分》為《金剛髻珠菩薩修行 分》的同本，《莊嚴菩提心經》為《方廣普賢菩薩所說經》的同本等）。它還有最大 的缺點，就是很多書名都譯得不正確（如《大乘同性經》譯成 theg-pa chen-pohi tshad-ma《無上依經》譯成 Sgra chen-po 等），甚至西藏著述里有過譯名的，也 忽略了不知採用，反搞成不倫不類（如《觀所緣緣論》dmigs brtag-pa 錯譯為《觀 緣起論》rten-hbrel bsgom-pa《理門論》rigs-pahi sgo 錯譯為《量門論》tshad -mahi sgo 等）。所以單憑這樣一部目錄，實在難以令人明白漢譯大藏經裏究竟有些 什麼書，更談不到比較運用了。但它所發生的影響卻是相當的大。我還記得二十年 前，喜饒嘉措法師剛從拉薩回到南京來，我就拉薩新版《甘珠爾》的編纂上有些問題 和他討論，他談到漢地大藏經的一切，就是完全依據工布查的書，並還對它加以推重 的。可是，老實說，要從那些著述來了解漢地佛學的真正內容，如何能夠？現在，我 們應該好好地再來做一番準備工夫： 一、用藏文重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漢土佛學源流，一直敘述到現在的情況；這須注 意糾正工布查，土觀等撰述里的錯誤。 二、徹底訂正工布查所譯的《至元法寶目錄》，要使每一部書都有正確的譯名和 實在的勘同。 以上是關於漢土佛學的，再說西藏佛學方面： 三、用漢文重編一部西藏佛學歷史（嚴格的說，應該和佛教歷史有好些區別）， 闡明各種學說的源流和現況，最好更參照嘉木樣的《西藏佛教史表》bstan-rtsis 編 一個學術年表，作為附錄。 四、盡量採取東西洋學界已有的資料，編譯一部西藏大藏經的勘同目錄。在這里 要注意到的，是西藏所有的經錄或學史關於各譯家年代的先後，照例沒有詳細明確的 記載。如勝巴堪布所著的《如意寶樹史》dpagbsam bjon-bzan 總結了各種經錄記 載，列舉印度法師來藏為譯主的九十二人，西藏的度語（即翻譯）一百七十一人，也 只粗分為前傳期和後傳期的兩大段落而已（見該書印度校印本 408-410 頁）。現在另 編新錄，就得用公元或藏歷分世紀地計算，將各家年代大體標明出來，令人一覽而知 其先後關係。 有了這些準備，才可以來談漢藏雙方佛學界的互相了解。這還要有步驟地選擇學 說上各種根本典籍，分別譯了出來，以為依據，就自然會涉及漢藏佛典翻譯問題了。 說起這樣的翻譯來，過去雙方是早已做過一些工作的。藏地的翻譯漢經，可以遠推到 佛學前傳時期。現存那一時期的經錄即《登噶爾瑪錄》ldan-dkar-ma dkar-chag 裏，就舉出從漢文重譯的大乘經二十四部、大乘論八部。這都還是些比較重要的書 （如經部的《大般涅槃經》、《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等，論部的窺基《法華玄 贊》、圓測《解深密疏》等），並且大部分保存到現在，可算是有相當規模的。至於漢 譯藏籍，除了元代以來有幾種零星譯本收入大藏經而外，我們從現存的增加漢蒙譯語 的《翻譯名義大集》bye-brag-tn rtogs che 底稿以及《大乘要道密集》所載的 殘篇斷簡，還可以想像到明清兩代曾有過一系列的西藏密典翻譯，而後來都散失不全 了。但這樣翻譯極其廣泛，目前用不著。我們要是為了明瞭漢藏兩方的佛學而來談翻 譯，就應該聯繫到實際情況，譯出雙方學說的各籍，使人一下能得其樞紐。現在姑且 舉顯教的學說而言。這在西藏正宗宗喀巴學系裏，一向是以五科的組織在做著有系統 的學習的，我們就該先將各科本典一一翻譯出來。這裏面除去俱舍科的《俱舍論頌》 和《釋論》已有玄奘的譯本暫可應用而外，其餘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