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當然是「正法」中心的。然佛法弘傳於人間而成為佛教時，正法就流 布為「法」（經）與毘尼（律）兩大類。這二者，有他相對的特殊性能。大概的 說，這是智的與業的；義理的與制度的；個人的與團體的；契真的與通俗的；實 質的與儀式的；行善的與息惡的。這些相對的差別，不是可以機械地孤立，而有 相應的、相依相成的關係。佛教是這二者的總和，因此必須是二者的均衡發展， 適當配合。也就是說，必須尊重二者的獨特性能，從綜貫的協調中，給予充分的 發展，這才能成為完整與健全的佛教。不然，偏頗的畸形發展，勢必成為病態的 、偏枯的。不幸得很！佛教早就偏於法的發揚了！起初，保守的上座們，固執毘 尼——戒條與規制而成為教條，繁瑣的儀制。於是乎激起反抗，甚至極端地輕視 毘尼。毘尼的固定化與普遍忽略，引起佛教僧眾的無法健全，「龍蛇混雜」。偏 於法的發揚，與毘尼脫節，不但失去了集體的律治精神，法也就墮入了個人的唯 心的窠臼！ 弘揚佛法，整興佛教，決不能偏於法——義理的研究，心性的契證，而必須 重視制度。佛教的法制，是毘尼所宣說的。這裡面，有道德準繩，有團體法規， 有集體生活，有經濟制度，有處事辦法。論僧制或佛教制度而不究毘尼，或從來 不知毘尼是什麼，這實是無法談起的。所以熱心中國佛教行政、制度的大德們， 實在有論究教制的必要！ 釋尊的時代，毘尼主要是為出家眾而建立的。「六和」僧制，並不通於在家 眾（所以毘尼不許白衣閱讀），這是時代使然。古代的佛教，出家眾有團體組織 ，而在家眾是沒有的。現在，在家眾應有團體組織，與僧眾混合為一嗎？別立在 家眾的集團嗎？無論如何，對於如來所制的團體原則，也還有遵循的必要。 律制或者說僧制，到底是什麼？關於這，首先應確切地認定：僧制與政治的 本質同一性。從僧制的來源去看，就會明白。「僧伽」譯為眾，就是群眾。但不 單是多數人、散漫的烏合一群，而是有組織有紀律的集團，所以或意譯為和合眾 ，大體同於神教者的教會。僧伽與另一種名為「伽那」的，都是印度固有的團體 名稱。這或者是政治組織——某一區域（律中稱為「界」）內的宗族會議或人民 集會；或是商工業的組合制度。古代的印度社會（實是古代社會共通的），進入 父家長的宗法社會時，人口繁衍而漸次形成家族、部族、種族的集團。部族以及 種族內的事件，由各部族的首長，或全族成員的會議來決定。國王，或是推選的 ，或是世襲的，但權力大都有限。這種古代的共和民主制，自來就與狹隘的種族 偏見相結合，所以貴族的民主腳下，踏著無自由無產業的奴隸層。在印度，這就 是首陀羅族。等到時代演進，奴隸層開始反抗時，這種政治便走向沒落，代以王 權的專制政治。王權的擴充，是在推翻貴族，寬待奴隸階層而逐漸完成的。釋尊 時代的東方印度，恆河東北的後進民族，如跋耆、摩羅，還過著古代的民主生活 ；恆河南岸的摩竭陀，已傾向於王權的集中。當時東方新宗教的勃興，都是適應 這一政治傾向，反抗婆羅門教而鼓吹種族平等。這些新宗教，都有教團的組織。 其中，如耆那教稱為伽那，佛教稱為僧伽。這種宗教集團——僧伽或伽那，都是 參照於政制，而使合於宗教目的。政治制度與僧伽制度，可說是同源異流。佛教 對於僧伽的一切，稱為「僧事」，就是眾人的事；政治不也就是眾人之事的治理 嗎？所以僧制與政制，本質上同是人類的共處之道，不過對象不同而已。多數人 的集合共處，不能無事，有事就不能不設法去解決。如何消除內在的矛盾，如何 促進和樂的合作，如何能健全自己而適合生存，如何能走向更合理的境地，如何 能實現理想的目標：政治制度與僧伽制度，由此產生，也由此而有演變。不過佛 教僧制，雖取法當時的政治與其他宗教的組織制度，然在佛的正覺中，體悟到事 事物物的依存關係——緣起性；體悟到緣起諸法的「無常性」、「無我性」、「 寂滅性」，從這正覺的大悲中，建設僧伽制度，自有他卓越的特色。肯定人類平 等，否認貴族與賤族，主人與奴隸的階別；男女平等，而並不模倣帝國形態，保 持民主自由的制度。唯有從佛的根本教義與僧制的原則中，才能理解佛教的處群 治事之道。 有佛教，有僧伽，就有制度。教制是必須顧全到古代的佛制，演變中的祖制 ，適合現實情況的修正或建立。佛教傳來中國的時候，印度的佛教，早已在不大 重視毘尼的情況中。部分的重律學派，也只是繁瑣儀制的保守；拘守小節，忽略 時空的適應，不能發揚毘尼的真精神。所以中國的佛教僧制，起初雖仿效印度， 「依律而住」，而實不曾有過像樣的僧制。在佛教繼長增高的階段（會昌以前） ，僧伽的混濫穢雜，每與佛教的擴展成正比例。南朝的佛教，北魏文帝復法以後 的佛教（特別是元代的喇嘛），莫不如此。所以佛教在中國，可說教義（法）有 著可讚美的一頁，而教制——律制是失敗的。然佛教不能不有足以維持佛教的僧 制，不能不有適應環境的僧制；等到發覺形式勦襲的印度僧制不能完成任務時， 中國的佛教僧制，就向兩方面演化。 一、國家的管轄制：這因為佛教發達，僧眾跟著雜濫起來，影響社會，影響 國家，國家不能不出來干涉。我們應該記著！這是佛教的恥辱，古代有多少正信 的緇素，明裡暗裡在痛心。然而僧眾不能健全，不能自治，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干 涉。古代的政治干涉，大體是善意的，如淘汰僧眾，禁止私立寺院，試經得度等 等（如惡意即滅法）。如姚興是佛教的大護法，他卻立僧䂮為僧正。梁武帝更是 有名的護法，但他不忍見僧眾的穢濫，甚至想自己出來作大僧正。國家的管轄， 對於不健全的佛教，實際是有益的。這種管轄制，是國家通過佛教來管理，可說 是以僧治僧。姚興立僧䂮為僧正，是這一制度的開始；後代的僧統，僧錄司等都 是。 二、禪僧的叢林制：形式勦襲的律制，自有礙難通行的地方。全盤印度化， 或者中國本位化，在東晉末年已引起爭論了。談玄說妙的南朝，當然不能有什麼 革新。強毅實行的北方，卻有新的制度出現。如禪僧的「別立禪院」；三階教的 自成家風，捨戒入俗的三階信徒，也是「別立科綱」。別立禪院的禪僧，在唐代 ，適應山林農村環境，參照佛陀的僧制，創設叢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他們「闢土開荒」講求經濟自足。這個制度，配合著真參實悟的信心與精進 （法的），確乎相當成功。佛教的思想界，雖已因固定、保守而走向衰落；虧了 這叢林制度，總算維持佛教一直到最近。 這兩種中國化的教制，一是每一寺院的組織，一是全國佛教的組織，並行而 不相悖，一直維持到清末。但中國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會，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 議制，所以寺院逐漸子孫化，叢林也產生傳法制，傾向於各自為政，不能從僧官 制的統一中，造成民主代議制的嚴密組合。一盤散沙，佛教與國家民族，患著同 樣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