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的卷首語曾解釋過什麼叫 「藏外佛教文獻」，指出「近代以來從梵文、巴利語、藏文、 蒙文等各種文字翻譯的佛教典籍；敦煌藏經洞保存的大 量佛教典籍；各地圖書館、博物館保存的未為歷代大藏 經所收的古代佛教典籍；正史、地方史志、叢書、類書、個 人文集中保存的佛教資料；與佛教有關的金石資料；近 現代的佛教著作與資料。上述種種均可稱為藏外佛教 文獻。」第一輯至第三輯比較集中地整理與發表了敦煌 遺書中的若干佛教文獻，而現在呈獻於讀者面前的第四 輯至第六輯則擬將其他方面的佛教文獻也擇要介紹若 干，以使讀者對所謂「藏外佛教文獻」有更加具體的印 象。 首先是漢譯藏文佛典。眾所周知，藏傳佛教是我國 三大佛教體系之一，與漢傳佛教始終交互影響。從典籍 交流史看，藏傳佛教典籍曾四度影響漢文佛典。第一次 發生在唐代，當時吐蕃統治敦煌七十餘年，一些藏文佛 典在敦煌被譯為漢文。數量雖然不多，但對敦煌佛教有 較大影響。這批典籍沒有傳到內地，因而沒有被收入漢 文大藏經，但幸而保存在敦煌遺書中。《藏外佛教文獻》 第三輯發表的《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即屬此類。 第二次發生在西夏，當時把一大批藏文佛典翻譯為漢 文。這些佛典主要在西夏流傳，也沒有能夠收入傳統的 大藏經，但近代以來在西夏故地屢有發現。《藏外佛教 文獻》第二輯發表的《八種粗重犯墮》即屬此類。如果說 上兩次的影響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則後兩次的影響則 廣泛得多。第三次發生在元代，從現有資料看，翻譯的 數量不多，且已入藏。第四次發生在近代，這一次的典 籍交涉，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大大超出前三次。翻 譯的典籍無慮百十部，但至今缺乏全面、系統的收集與 整理。我們從中選擇了隆蓮法師於五十年代初期翻譯 的《入菩薩行論廣解》，刊登在第四輯，以饗讀者。隆蓮 法師是中國當代比丘尼中的第一人，她的這個譯本，趙 樸初先生在序言中已有定評。目前，不少人對藏傳密法 頗有興趣，坊間有關書籍出版得不少，但人言言殊。我 們希望本文獻的發表能促使研修者更加重視藏傳佛教 原始資料的學習與鑽研，以正本清源。 其次是漢譯南傳佛典。古代，曾有不少南傳佛典的 經典被譯為漢文，但隨著佛教的衰落，南傳佛典的翻譯 也成為絕響。本世紀三十年代編撰《普慧藏》時，曾計劃 將南傳佛典譯為漢文，但因為缺乏專門人才，收入《普慧 藏》中的若干南傳佛典，實際是從日文轉譯的。其後，南 傳佛典的翻譯一直是我國佛教界、學術界注目的重點， 也翻譯了如《法句經》、《清淨道論》等一些典籍，但從總 體看，這一工作斷斷續續，沒有能夠真正展開。八十年 代以來，情況有所改觀，台灣佛教界致力於從日文轉譯 南傳佛典，大陸學者則努力從巴利語原典直接進行翻 譯。其中特別是鄧殿臣教授發大願心，把全部力量投入 這一事業，精心翻譯出一批南傳典籍。正當我們為南傳 佛典陸續譯出而歡欣的時候，鄧殿臣教授因積勞成疾， 不幸逝世。這是我們的一大損失。鄧殿臣教授逝世前 不久，我與他已就在《藏外佛教文獻》上發表他的譯作達 成一致意見。在與鄧殿臣教授進行遺體告別時，我暗下 決心，一定要盡力把鄧殿臣教授翻譯的典籍出版出來。 在鄧殿臣夫人趙桐女士的大力支持下，這一願望終於實 現。這次刊登在第五輯上的《小誦》、《即興自說》、《大隧 道本生》就是鄧殿臣教授的遺作，《大念處經》則是鄧殿 臣教授與其夫人趙桐女士合作翻譯的。此外，鄧殿臣教 授翻譯的《大隧道本生經傳》已由中國佛教協會列入「法 音文庫」印行，《長老偈．長老尼偈》也已經由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出版。當前，中國佛教界一批年輕僧人對於初 期佛教持有特殊而又濃厚的興趣，希望從初期佛教中找 到對治當今佛教界某些弊病的法門。我們希望南傳佛 教典籍的翻譯，對他們的這種探索能夠有所助益。 使我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我們在第六輯中能夠向 諸位提供一批雲南阿吒力教的典籍。 雲南大理等地區流傳著一種稱為「阿吒力教」的佛 教，這是人們早就知道的事實。但這種阿吒力教究竟屬 於那一個系統，過去則有著種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 它屬於印度密教系統；有的認為它屬於藏傳佛教系統； 有的認為它是印度密教的本土化，稱之為「滇密」。總 之，雖然尚不能正確地定義，但一般均將它歸為密教。 前些年，台灣藍吉富教授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指出：阿 吒力教「與密教之間的關係，必須要重新估量。輕率地 將它與唐代開元間的密教、或日本、西藏的密教（或密 宗）劃上等號，是不精確的。」他認為：「阿吒力教信 仰，是仍在雜密階段的法術式的信仰。……似乎祇是密 教外殼的展示而已，並沒有吸收到密教的核心內涵。 ……阿吒力教的教法，主要仍然來自中國的漢地佛 教。」為阿吒力教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雲南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侯沖先生經過長期 艱苦的努力，收集到大量的阿吒力教的典籍，在充分佔 有資料的基礎上，提出阿吒力教並非前人所謂的密教， 而是在明初教、禪、講分離政策下出現並遷移到雲南的 「教」派的殘餘。也就是說，所謂阿吒力教，實際是明代 「教」派的活化石。當然，「活化石」言者，無非是強調阿 吒力教實際與明代的「教」派一脈相承，並不是說阿吒力 教完全保持著明代「教」派的原狀，沒有任何改變。諸法 無常，世界上沒有永不改變的事物。例如由在家人出任 阿吒力，就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總之，侯沖先生的研究 雖然還有不少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與仔細論證，但已使 我們對阿吒力教有了全新的認識，以前的疑滯一掃而 空。 侯沖先生工作的另一個意義是再次證明了科學研 究中努力佔有原始資料的重要性。前此人們對於阿吒 力教所以有種種不著邊際的看法，主要原因是沒有佔有 原始資料，僅滿足於二手資料的轉抄與人云亦云的摘 引。藍吉富先生作了實地調查，雖然由於條件有限，沒 有能夠實際見到多少阿吒力教的典籍，但僅憑他見到的 部分阿吒力教典籍的目錄及其他資料，他就敏銳地發現 前此的觀點是錯誤的。而侯沖先生之所以能夠發前人 之所未發，關鍵正在於他調查掌握與整理了一大批前人 沒有見到過的阿吒力教典籍。發表在第六輯的就是其 中的一部分。我們希望這種重視原始資料的學風能夠 得到切實的發揚。同時，我們也希望各文獻收藏單位能 夠秉承「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的優良傳統，為中國學 術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石刻資料始終是佛教資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石刻資料的內容非常豐富，諸如碑銘、造像題記、刻經等 等。古代僧人曾十分重視這些資料的收集與利用，如歷 代的僧傳，幾乎沒有不大量利用碑銘資料的。在《藏外 佛教文獻》的第四輯，我們刊登一批重慶大足的石刻資 料。大足石窟開創於宋代，是我國著名的石窟之一。所 刻諸種經文偈頌與造像，為我們瞭解與研究當時的佛教 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例如從第四輯所刊的大足石刻資 料，明顯反映出當時佛教以因果報應來勸善懲惡，用提 倡孝道而爭取民眾，以他力拯救為解脫號召的特色，而 這正是中國民俗化佛教，或稱信仰性佛教的三個最基本 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