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中 國佛教。中國佛教有許多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特點，而中國佛 教大藏經的出現，也是中國佛教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特點之 一。與古印度諸國分立的政治局面相適應，印度佛教從部派 分裂開始，就再也沒有統一過。印度人傾向於認為，無數相 互對立的集團與派別、各種異質東西的同時並存是一種正常 的現象。部派佛教時期的印度僧人說：一個金手杖雖然斷為 十八截，但每截都是真金的，由此論證了當時分裂的諸多部 派都屬於佛教正統，都是合理的存在。出於這種思想方式， 他們自然無意於從事統一佛藏的工作。因此，印度佛教在理 論上雖有「三藏」、「菩薩藏」的提法，但在實際上大乘、 小乘各個派別各自傳承自己的典籍，不存在標準的、規範化 的佛藏，呈現出百花齊放之勢。中國的情況則不相同。從歷 史上看，從古到今，中國基本處於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即使 國家暫短分裂，有關國家或自詡正統，以統一為己任；或奉 別國正朔，自居於藩屬。因此，在中國人看來，統一是正常 的，分裂是不正常的。與此相應，在意識文化領域，中國人 總是力圖會融各種矛盾因素，致力於建立一個圓融和諧的體 系。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的判教、唐代中國僧人玄奘到印度 後撰寫《會宗論》，都是中國人這種思想方法的反映。中國 人在這種思想方法的指導下從事佛教文獻的整理，便促成了 統一的、網羅所有典籍的、示範性的大藏經的出現。此外， 中國有著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漢民族向來既重武功，又 重文治，始終十分重視對古代文化的繼承與古代典籍的整 理。中國歷代王朝也都把搜求書籍，予以整理、編目當作弘 揚文治的一件大事。漢民族的文化氣魄也更加恢弘，胸懷更 加博大，形成吸收、消化各種外來文化，會融各種不同觀點 的良好條件。上述種種，鑄成我國民族文化的深層意識。漢 文大藏經的形成，也是這種民族文化意識的反映。 中國的佛教大藏經，醞釀於漢魏兩晉，形成於南北朝， 其結構體系定型於隋唐。以往有一種觀點，認為自從開元十 八年（730）智昇撰成《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開元錄》） 後，其《入藏錄》所定的1076部、5048卷、480帙便成為 人們修造大藏經的規範。其實，《開元錄》撰成後，祗是當 時流傳的諸種私家經錄之一，還沒有取得一統天下的地位。 即使那些參考《開元入藏錄》而修造的大藏經，也不完全遵 循它的規範，而是按照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予以斟酌損益。 直到會昌廢佛以後，各地的大藏經才逐步統一到《開元入藏 錄》的形態上。關於這個問題，拙作《八——十世紀佛教大 藏經史》已有論述。本文則擬以《慧琳音義》為例，進一步 探討這個問題。 《慧琳音義》，一百卷，唐釋慧琳（737～820）撰。慧 琳為唐長安西明寺僧，俗姓裴，疏勒國人，幼習儒學，出家 後，師事不空三藏，對於印度聲明、中國訓詁等，都有深入 的研究。慧琳以前，佛教音義已經出現，但未能涵蓋全部大 藏經，有的且有訛誤。於是慧琳參考各家音義，依據《韻英》、 《考聲》、《切韻》等以釋音，根據《說文》、《字林》、《玉篇》、 《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等以 釋義，並兼采一般經史百家學說，以佛意為標準詳加考定， 撰成《一切經音義》。 按照《宋高僧傳》卷五「慧琳傳」的說法，該音義是唐 德宗貞元四年（788）開始編纂，至唐憲宗元和五年（810） 止，中經二十三年方才完成。後十年，即元和十五年（820）， 慧琳卒於西明寺，享年84歲。目前流傳的諸種工具書大體 採擷此說。但現存《大正藏》本《慧琳音義》（底本為《高 麗藏》本，亦即目前所傳該音義最古老的傳本）所附景審《一 切經音義序》稱：「以建中末年剏制，至元和二祀方就，凡 一百軸。」則該音義的編纂年代為建中四年（783）至元和 二年（807），共計24年。又，該景審序對慧琳逝世的年代 與《宋高僧傳》的記載也不同，稱慧琳於「元和十二年（817） 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陳垣先生注意到上述兩種說法 不同，但認為「二說尚無大異」，故將兩說並存，未作取捨。 陳士強先生則認為景審序比《宋高僧傳》早一百多年，以 理相推，要更可靠些。 查景審在序末寫道：「審以頗好文字，擇善從之。許為 不請之師，自媿未成之器。因啟其卷，乃告厥功。謬以微才， 敘之云爾。」可見景審不僅與慧琳生活在同時代同地區，並 曾執弟子禮請益。正因為曾經有這種身份，所以在慧琳逝世 後，為《慧琳音義》作序。則景審記敘的可靠性毋庸懷疑。 又，《慧琳音義》前還有開成五年（840）九月十日顧齊之撰 《新收一切藏經音義序》，其中也稱慧琳「建中末乃著經音 義一百卷」，從另一方面證實景審記敘的可靠。而《宋高 僧傳》的作者贊寧不但年代要遲一百多年，本人也沒有見到 過《慧琳音義》，他的記敘，祗能是傳聞之辭。 又，《宋高僧傳》稱慧琳是「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即主 張慧琳的隸寺為西明寺。而景審序則稱「有大興善寺慧琳法 師者，……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焉」，則 慧琳的隸寺應為大興善寺。慧琳的隸寺是大興善寺，或與他 曾從不空修習密教有關。不過後來慧琳為編纂《一切經音義》 而到西明寺生活，並最終在西明寺逝世。隸屬於某寺，而在 另一寺院活動，這種情況在唐代僧人中較為多見。所以慧琳 後來雖在西明寺活動並逝世，卻並不改變他的隸寺是大興善 寺這一事實。當然，唐代僧人也有改變隸寺的情況。但景審 的序言既然寫作於慧琳逝世以後，且序中仍稱慧琳為「大興 善寺慧琳法師」，則直到慧琳逝世，他的隸寺並沒有變化。 由此，《宋高僧傳》的記載是錯誤的。 隸屬於大興善寺的慧琳何以要到西明寺去編纂《一切經 音義》？這自然與當時西明寺在佛教界的地位有關。西明寺 是唐代首都長安的主要寺院之一，位於右街。與同在右街的 大莊嚴寺，以及位于左街的慈恩寺、薦福寺齊名。在這些寺 院中，西明寺收藏的佛藏特別著名，以致被稱為「西明藏」。 唐代著名佛教目錄學家道宣就隸屬於西明寺，西明寺的藏經 被視為長安藏經的代表。在慧琳編纂《一切經音義》的時代 尤其如此，這是因為著名的西明寺僧人圓照剛剛完成了他的 巨著——《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以下簡稱《貞元錄》）。 釋圓照，《宋高僧傳》卷十五有傳，是當時著名的律宗 僧人。他繼承律宗僧人編纂佛教目錄的傳統，首先編纂了《續 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續開元錄》）三卷，將智昇《開元 錄》編成後新出的佛典逐一著錄。其後，因唐德宗的敕命， 在《開元錄》的基礎上，加上其後新出的經典等，於貞元十 六年（800）完成了《貞元錄》。《貞元錄》的《入藏錄》收 經1258部、5390卷、分為510帙，比《開元入藏錄》多收 182部、342卷、30帙。《貞元錄》是當時的官定經錄，它 所編定的藏經是當時的皇家官藏，具有一定的權威與示範作 用。可以想見，慧琳既然要為「一切經」，亦即大藏經編纂 音義，自然要依據這部新編成的、最有權威性的皇家官藏。 這應該是大興善寺僧人慧琳來到西明寺的主要原因。